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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国际相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假设说开去
2008-07-02 20:22:42.0
今天拿来《世界政治与经济》2007年11期翻看，第一篇就是《国内-国际相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苏长河教授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教授。
文章受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启发，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国内-国际分析模型。这个模型的要点包括：
第一，在特定历史阶段，国际政治权力分配与全球生产/贸易格局结合在一起构成的政治经济结构（国际体系），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对国内长治经济社会产生调整的压力。传导机制包括三种：政治权力、价格运动、人口及与其相关的跨国社会运动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的传播。。
第二，假设全球层次的权力-生产-意识形态的分配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内部政治经济的选择与走向，而不是相反。
第三，国际体系因素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会从1978年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但是，一旦两者实现接触，国际体系力量就会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
作者不接受一个司空见惯的说法，认为外交与国际关系只不过是国内政治经济结构的对外延续。
在阅读时，思路获得很大的启发，将我在阅读文章时的想法列举如下。
首先，在解读第一个假设时，我第一个反应是，如果国内-国际相互转型需要一个传导机制，这个传导机制的存在是否证明国内与国际两个变量之间关系是一个先验的割裂存在，两者发生关系，必须通过一个传导机制的存在。然而，如果国际这个变量是由一个个国内，或者说民族国家组成的，那么这个国际体系应该是包容国家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这是不是出现了矛盾？后来发现，即使是包含的关系，也需要传导机制的，如同一个国家要对组成它的地方发生联系，也是需要一些传导机制。
我的问题变成了，既然确定存在一定的传导机制，那么这些传导机制作用的方向是什么？作为传导机制重要因素的“政治权利”是谁的政治权利，谁赋予的？它的载体是什么？谁来执行？
需要完善下我的政治学知识了，我目前还被两个名词搞得头大，一个是体系，一个是体制，国际体系通过什么来作用？如果将体系特指国际体系，体制专指政治经济制度是不是过于狭隘？
苏教授提出城市的重要性，指出正是沿海城市较为成熟的产业格局以及与外部世界强烈的经济相互依赖，成为中国积极推动参与东亚经济合作的重要基础。近年来中国区域合作外交在东亚取得突破，离不开国内沿海城市带成长的贡献。
这观点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观点，很受启发。
每个文章基本都在回答一个或者几个问题，这个文章要回答的问题是“国际体系需要什么样的中国？”以及“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际体系?" 文章将第一个问题作出了解答。
阅读当中，还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想法，中国中产阶级已经产生，据说这是保持稳定的因素，可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极有可能是中产阶级将向两极分化，一部分上升为权力集团，一部分沦落为一般穷人，也有报道说，当前情况下，中产阶级需要花费更多力气才能保持一直以来的生活水平。根据国外经验，中产阶级的分化将是社会动荡的一个引发因素，关于“中产阶级的嬗变”应该是个比较有意思的课题。
突然看到案头的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John Lewis Gaddis的《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如果借鉴这本书的思路，回答SURPRISE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肯定很有意思。
什么是边际效应 什么是分利集团 什么是寻租力量 这似乎是经济学的术语了。
国际制度分类竟然有普世性 功能性 分配性之分，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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